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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4年中国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发展报告

2019-11-27 10:05

 

2001-2004年中国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发展报告

 

2001-2004年中国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发展报告

 

2001-2004年中国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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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4年中国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发展报告

 

2001-2004年中国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发展报告

 

 
2001-2004年中国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发展报告  
 
浙江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  

2001-2004年中国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发展报告

 
    2005年05月20日11:21   【字号 】【留言】【论坛】【】【】
 
  [摘要]本文通过对2001-2004年中国大陆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成果的分析和梳理,探寻其研究思路、方法和内容。从研究成果看,这四年在学科基础理论构建、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电视栏目历史和现状研究、外国著作译介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而在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领域的拓展上,则有待进一步探索。

  [关键词]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现状;回顾;总结;2001-2004年

  电影学研究:盛而不绝,近于困境

  2001-2004年间,电影研究著作相比以往有了极大丰富,至少是在数量上如此。这些著作很多都采用了“丛书”的形式出现,比如推介电影基础理论的“新世纪电影学论丛”、探寻当代中国电影发展之路的“中国电影论坛丛书”等。更醒目的还是引进的精品译著系列,如推广经典电影理论的“世界电影理论名著译丛”、以介绍欧洲电影大师为主的“电影馆”、“电影眼”、“电影大师创作系列”等。

  期刊方面,有关电影的杂志多不计数,由于论题的关系,我们主要以《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影视艺术》(人大复印资料)等学术期刊为参考,而不涉及那些以传播资讯和电影赏析为主的刊物。

  一、 电影史论的建构

  电影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已百年有余,但对电影的理论研究却长期以来附着在文学、戏剧等传统艺术形式身上,借用它们的经典理论来阐释电光幻影背后意义。2001-2004年,许多电影研究学者开始致力于建构电影学的基本框架,并迅速地把研究视角深入到电影学之下的各个子学科。电影学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在我国学科分类中属于一级学科艺术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国电影出版社联手于2002年推出了由张会军担任总策划、张会军和籍之伟担任编委会主任的大型理论丛书“新世纪电影学论丛”,包括《影像造型的视觉构成——电影摄影艺术理论》(张会军主编)、《虚构的自由——电影剧作本体论》(刘一兵、张民主编)、《构筑现代影像世界——电影导演艺术创作理论》(郑洞天、谢小晶主编)、《艺术风格的个性化追求——电影导演大师创作研究》(郑洞天、谢小晶主编)、《表现与创造的驰骋——现代电影表演创作论》(陈浥主编)、《审美空间延伸与拓展——电影声音艺术理论》(姚国强、孙欣主编)、《电影学:基本理论与宏观叙述》(王志敏主编)、《电影美学:观念与思维的超越》(王志敏主编)、《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陆弘石主编)、《东方视野中的世界电影》(钟大丰、梅峰主编)、《电影理论:新的诠释与话语》(钟大丰、潘若简、庄宇新主编)、《镜像与文化——港台电影研究》(王海洲主编)等12本理论著作,全方位地涉及了电影理论研究和电影艺术实践的各个领域。这套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著,对电影学学科中重要的研究方向都进行了相当详尽的阐释。论丛在2002卷的基础上,于2004年推出了2003卷,包括《影像本体论:作为创作的电影(1)》(林黎胜主编)、《世界电影:管窥与瞭望》(贺红英、李彬主编)、《中国电影:观念与轨迹》(王海洲主编)、《想象与艺术精神——欧洲电影导演研究》(侯克明、杜庆春主编)、《理论与批评:全球化语境下的影像与思维》(王志敏、杜庆春主编)、《理论与批评:影像传播中的身份政治与历史叙事》(王志敏、杜庆春主编)、《数字时代的影像制作》(李铭主编)等7种。

  作为“国内第一部比较严格地遵循学科划分原则而完成的电影学著作”,《电影学:基本理论与宏观叙述》比较完整地阐述了电影学的概念:“电影学是一种对电影的跨学科综合比较研究。”在提出电影学研究的基本构架之后,重点介绍了电影哲学、电影美学、电影艺术学、电影社会学、电影心理学、电影经济学、电影符号学、电影史学、电影批评研究这样一些电影学的次级学科。陈晓云的《电影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则充分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的理论研究和创作成果,将论述的焦点放在电影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主体构成上,试图以特性、元素、思潮、理论这样一种新型的结构来完成一个新颖的学科理论构架,并以独特的视点进行阐述。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影视艺术丛书”《影视美学》(彭吉象)、《影视批评学》(李道新)、《影视类型学》(郝建)等也以影视合论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对电影学的独到见解。《影视美学》介绍了世界电影美学的主要流派以及对于电视美学特性的探讨,重点分析了影视文化特性与影视美学特性。《影视批评学》以影视批评特性、影视批评功能、影视批评主体、影视批评模式以及影视批评写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影视类型学》则对类型电影进行了理论阐发和文本分析。

  大批西方电影理论著作的翻译引进也有助于国内电影学科的建构。中国电影出版社重新包装再版了“世界电影理论名著译丛”,包括《蒙太奇论》(爱森斯坦著,富澜译,2003年)、《电影作为艺术》(鲁道夫·爱因汉姆著,邵牧君译,2003年)、《电影美学》(巴拉兹·贝拉著,何力译,2003年)、《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伊芙特·皮洛著,崔君衍译,2003年)、《电影史:理论与实践》([美]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著,李迅译,2004年)等。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了克里斯汀·麦茨等的《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李幼蒸译),分“符号学与电影理论”、“电影语言结构问题”、“电影本文结构分析”、“电影深层结构研究”四个部分来引介这位电影符号学大师的思想精髓。重要译著还有 “未名译丛·影视艺术译丛”之《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大卫·波德维尔、克莉斯汀·汤普森著,彭吉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和《电影的形式与文化》(罗伯特·考克尔著,郭青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电影馆”系列之《导演功课》(大卫·马梅著,曾伟帧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光影大师》(丹尼斯·谢弗、拉里·萨尔瓦多著,郭珍弟、邱显忠、陈慧宜译,2003年)、《解读电影》(布鲁斯·F·卡温著,李显立、饶淑君、游惠君、叶晓薇、李淑贞、刘蔚然译,2003年);“新世纪影视文化前沿译丛”之《电影理论新发展》(帕特里克·富尔赖著,李二仕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香港电影的秘密》(大卫·波德威尔著,何慧玲译,李焯桃编,海南出版社2003年)则提供了一个美国学者阐释香港电影的一个典型范例。

  电影史研究,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电影史也成为这一阶段电影研究的重点。孟犁野的《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对建国最初十年的中国电影进行了论述。翟建农的《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台海出版社2001年)分析了在“文革”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电影作品,书中罗列了几乎全部著名样板戏影片和“文革”故事影片的创作内情与政治背景。尹鸿、凌燕的《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以“史评”的方式描述新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韩炜、陈晓云的《新中国电影史话》(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则运用一种轻巧的“史话”笔调整理新中国电影史上值得记录的篇章。陆绍阳的《中国当代电影史(1977年以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将中国当代电影划分为徘徊、补课、改良、浪漫、娱乐、高歌、写实等几个时代,并把同一时期的台湾、香港电影列入研究体系。同时,北京大学出版社“未名译丛·影视艺术译丛”翻译了在西方国家十分畅销的电影教科书《世界电影史》(克莉斯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著,陈旭光、何一薇译,2004年),上至电影诞生伊始,下至20世纪80年代,主要从剧情(故事)影片、纪录影片、先锋实验影片三大块来综述百年电影发展史,对电影工业的发展也有资料详尽的独到论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电影馆”系列中的《电光幻影100年》(蒂埃里·茹斯、帕特里斯·罗莱、塞尔日·图比亚纳编,蔡秀女、王玲琇译,2003年)则通过选取电影成长中具有特殊意义的100天来重现电影百年成长历程。范志忠的《世界电影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偏重讲解世界电影思潮的发展。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梳理了百年中国电影批评的发展。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被公认为“世界银幕剧作教学第一大师”罗伯特·麦基的《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周铁东译)。《故事》不同于其他流行的讲述银幕剧作手法的著作,论及的是形式而不是公式,它对电影中起作用的、应予以周密考虑的各因素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把写作从智力活动提升到情感活动的高度,将银幕剧作的手艺转变为一种艺术形式。次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又推出了悉德·菲尔德的《电影剧本写作基础》(鲍玉珩、钟大丰译)、《电影剧作者疑难问题解决指南》(钟大丰、鲍玉珩译)。前者是美国典型的《编剧手册》式书籍中最有名的一本,从书里可以看到与电影商业市场紧密相关的美国电影剧作教育的所有特征;后者从构思、人物、结构、情节等各方面来帮助编剧们解决写剧本时恼人的心理问题。这些著作都成为学习电影剧作的良好教材。

  罗艺军主编的《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增订版,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丁亚平主编的《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最新修订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则是百年中国电影理论的系统性选本。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中国电影家协会连续编辑出版了“中国电影论坛丛书”系列,包括《迈向21世纪的中国电影——第九届中国金鸡百花奖电影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中国电影:传统文化与全球化趋势——第十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中国电影:创作与市场——第十一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影视产业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第十二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4年)等。这些论文集收录了国内知名学者对电影前沿动态与发展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为研究瞬息万变的当代电影提供了重要参考。陈晓云的《中国当代电影》(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通过“当代电影的宏观背景”、“经典主体的银幕呈现”、“中国文化的影像表达”、“革命历史的影像记忆”、“先锋电影的回归趋向”、“明星现象的文化批判”、“体制改革的艰难步履”、“外来电影的文化影响”、“电影研究的现实境遇”等论题探讨了当代中国电影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陈旭光《当代中国影视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关注当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影视文化现象,对时代文化转型的背景、趋势与表征,对第四、第五、第六代导演的成败得失,对新纪录运动等重要的影视现象,对中国电影发展的现代性问题等均做了较为充分深入的论述。陆绍阳的《电影的斜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作者对电影的独特感受阐发了对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电影发展的思考。《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先锋电影人档案——生于1961-1970》(程青松、黄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则是对“新生代”导演和作品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电影个案分析是中国当代电影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当代电影》杂志在“影片个案分析”专栏中对《刘天华》(2001年第1期)、《行为艺术》(2001年第2期)、《无声的河》(2001年第3期)、《父亲·爸爸》(2001年第5期)、《谁说我不在乎》(2001年第6期)、《花眼》(2002年第1期)、《大腕》(2002年第2期)、《寻枪》(2002年第3期)、《天上草原》(2002年第4期)、《天上的恋人》(2003年第1期)、《英雄》(2003年第2期)、《卡拉是条狗》(2003年第3期)、《紫蝴蝶》(2003年第5期)、《台湾往事》(2003年第6期)、《暖》、《钢琴梦》(2004年第2期)、《德拉姆》(2004年第4期)、《两个人的芭蕾》(2004年第5期)、《可可西里》(2004年第6期)等影片做了详尽的个案分析,其中许多影片成为当时讨论的热点,最大的焦点当然是由张艺谋执导的影片《英雄》,影片甫出,评论界几乎一片骂声。但当《英雄》实现了票房神话之后,它很快就成了“市场凯旋”的弄潮儿。中国电影家协会在2003年专门编辑出版了《笑论“英雄”》收入“中国电影论坛丛书”,书中收录的论文几乎都蜻蜓点水地掠过《英雄》在电影本体上的严重欠缺,转而分析其市场营销及画面构图上的胜利。

  《当代电影》在“封面人物”和“当代电影导演”专栏里评介了王家卫、吴子牛(2001年第3期)、韦廉(2001年第4期)、黄健中(2001年第5期)、翟俊杰、李安(2001年第6期)、冯小宁(2002年第2期)、陈国星(2002年第5期)、吴天明(2003年第1期)等国内知名导演。2004年度《当代电影》的“封面人物”选取了谢晋、郑正秋、黎民伟、蔡楚生、吴永刚、孙瑜6位为中国电影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电影艺术家重点评介,以纪念中国电影的百年诞辰。

  年代、年度电影产业论述或电影现象描述成为一种时髦的研究模式,如饶曙光的《社会、文化转型与电影的分化及其整合——90年代中国电影研究论纲》,尹鸿的《世纪之交:90年代中国电影备忘》,邓光辉的《论90年代中国电影的意义生产》(《当代电影》2001年第1期),倪震等的《渴望突破:关于2000年中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周星的《2001年度中国电影艺术走向与问题透视》(《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边季平的《变化与等待:2002年中国电影扫描》,张江艺的《浮现在2002年度中国电影中的市场意识——兼为2002年度中国电影市场综述》(《电影艺术》2003年第1期),李晓林的《2002电影现象》(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03年第1期),周星、苏七的《2003年中国电影要况述评》,张燕、张江艺的《2003年内地、香港电影市场概况》,张智华的《2003年中国电影期刊扫描》(《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尹鸿的《2002-2003中国电影产业备忘》(《电影艺术》2004年第2、3期),唐榕的《中国电影产业化如何前行》(《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4期),张卫的《中国产业电影叙事思考——2003年中国电影市场上映作品叙事探究》(《电影艺术》2004年第3期),陈晓云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产业》(《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1期),冯建三的《论英韩法印和港台地区电影产业对文化交流的启示》(《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3期)等。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对于中国当代电影的研究一直盛而不绝,但其中有见地、有思考、有影响的论著并不丰富。当中国电影面临各种压力而进退维谷的时候,电影研究也不知不觉地走近了一种困境。

  三、国外电影大师研究

  勿庸置疑,电影精神是需要传承的。上世纪末,中国电影的悄然衰败带给国内每一个从事电影创作和电影研究的人无形而巨大的心理压力。在一段时间努力无望的阴霾中,国外尤其是欧洲电影大师的经典作品及传奇人生相继进入我们的视野。盗版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率先从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引进了“电影馆”系列丛书,据说这套书在台湾出版时,当地媒体曾以“学电影的孩子告别讲义时代”为标题进行推介。其中介绍电影大师的单本在国内已经陆续出版的有《一个导演的故事》(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著,林淑琴译,2003年)、《法斯宾德的世界》(罗纳德·海曼著,彭倩文译,2003年)、《伯格曼论电影》(英格玛·伯格曼著,韩良忆等译,2003年)、《我的最后一口气——布努艾尔自传》(路易斯·布努艾尔著,刘森尧译,2003年)。书中记录了这些大师真实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对于电影的见解,有助于热爱其电影的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思想和影像。《一个导演的故事》是安东尼奥尼的一本笔记小说,充满着真知灼见和睿智的光芒。这些“速写”并非毫无关联的杂记和随笔,而是富有启示性和经过精挑细选的一群“叙事核心”。《法斯宾德的世界》真实地介绍了这位被称为“新德国电影运动的心脏”的电影大师的生平和创作。《伯格曼论电影》写作时间前后长达数十年,伯格曼将那些已深入他的灵魂、他的内心甚至于他的五脏六腑的情感再度挖掘出来,重新检视面对创作时曾有过的欢愉、热情、挫败与折磨,去发现自己隐藏的或不愿面对的自我,在书中可以看到他那易感的情怀与易碎的心灵。《我的最后一口气——布努艾尔自传》是布努艾尔去世前几个月完成的,可说恰好归结了他本人一生的经历和思考。在书的开篇,布努艾尔就坦言经常把梦境和记忆混在一起,无可辨明,所以他的自传表面上讲了若干历史事件、人物逸闻、生活琐事,实际上依然不过是在说他一生的梦境;书中也可以看到布努艾尔的杂谈录,他谈到梦、谈到爱、谈到死亡,以及命运、艺术和信仰。

  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引进了台湾万象出版公司的“电影眼”系列丛书,已出版的有《雕刻时光——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反思》(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著,陈丽贵、李泳泉译,2003年)、《法斯宾德论电影——幻想的无政府主义·电影解放心智》(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著,米夏尔·忒特贝尔格编,林芳如译,2004年)。这套丛书收录的全是这些电影大师自己写作的文章,凝聚了他们对电影的观点。在《雕刻时光》里,塔可夫斯基记录了自己的思想、回忆,首度披露其重要作品的创作灵感、发展脉络、工作方法,并深入探究影像创作的种种问题。《法斯宾德论电影》收入了法斯宾德两本极富个人色彩的文集:以访谈为主的《幻想的无政府主义》和以随笔及札记为主的《电影解放心智》。这些文字除了谈论电影,还谈论爱、工作、欲望、依赖、压迫以及未能实现的梦想。

  这两套丛书把欧洲电影大师表现在影像以外的哲思原汁原味地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不仅带给学术研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满足了电影爱好者们的收藏。

  另外,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七部半——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世界》(李宝强编译),全书由1994年全俄电影学院出版的《塔尔科夫斯基:开端与道路》、1991年莫斯科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和他的世界》和图洛夫斯卡亚著的《七部半,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三部权威著作编译而来,全面记录和评述了塔可夫斯基的个人经历、创作历程和生平作品,为研究这位苏联电影大师的电影提供了素材。

  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代表作《十诫》(基斯洛夫斯基、皮斯维茨著,陈希米译,2003年)的同名电影剧本故事,把电影还原为文字。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达纽西亚·斯多克编,施丽华、王立非译,2003年)为一本访谈录,由作者达纽西亚·斯克多根据自己对基氏的三次采访写成,内容详实、细致、坦诚;书中还节选了基氏的一些回忆录,从中可以看出基氏对电影持久的激情。

  与电影大师有关的著作还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德国著名导演维姆·文德斯的《一次:图片和故事》(崔峤、吕晋译)和《与安东尼奥尼一起的时光》(李宏宇译)。

  《当代电影》的“封面人物”和“大师研究”专栏分别介绍了罗贝尔·布莱松(2001年第1期)、斯蒂芬·斯皮尔伯格(2001年第2期)、艾伦·帕克(2001年第5期)、昆廷·塔兰蒂诺(2002年第1期)、汤姆·泰克沃(2002年第2期)、科恩兄弟(2002年第3期)、新藤兼人(2002年第4期)、索库洛夫(2002年第5期)、吕克·贝松、阿尔芒多(2002年第6期)、斯蒂文·索德伯格(2003年第1期)、简·堪皮恩(2003年第2期)、阿尔诺·德帕拉欣(2003年第3期)、大卫·林奇(2003年第4期)、斯派克·李(2003年第5期)、小津安二郎、埃里克·罗麦尔(2003年第6期)、安东尼奥尼(2004年第6期)等电影大师。

  四、电影资讯和赏析文字

  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盗版碟片的猖獗,电影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和显见的通过服饰、发型等传播的时尚不同,这股暗涌的“电影时尚”引向的是某种高雅的、深刻的、文化的能指,因此带有强烈的吸引力。以写诗为代表的“文学爱好者”已经渐渐湮没,取而代之的就是用文字来涂鸦电影的“电影爱好者”。

  2003年《非常罪  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它逐渐成为小资身份的又一鉴定工具,是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毛尖的文字游走在学院派和逍遥派之间,其中的很多篇目曾经发表在《万象》等期刊上。从此,“影评”二字终于超脱了单纯的专业意味,变成写手们将电影作为素材操纵于观感和心灵之间的随笔散文。这类电影赏析类的图书很快成为出版商们的新宠。由于作者的素质迥异,这些抱着“电影即生活”的轻松态度写作的电影赏析文字间的差距很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朗朗书房电影场”在2004年连续推出了王梆的《映城志——电影中的城市》、王樽的《与电影一起私奔》、戴锦华的《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18例》。《映城志》是一本以城市为目录的电影随笔集。《与电影一起私奔》“是一个性情中人由电影引发的生活感悟,一个高级影迷为自己书写的极具感性的观影备忘”。《镜与世俗神话》为重版,也当之无愧是这个系列中最好的一本。它以18部影片为例,从语言与作者研究、电影叙事与修辞、意识形态与主流电影、性别策略与女性视点等角度来展示影片精读的基本方法与读解策略。戴锦华的另外一部著作《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侧重介绍现代电影理论流派,并以对于一部影片的细读来展示这种批评方法。类似的著作还有郭小橹的《电影地图》(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电影理论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等。

  随着此类图书在市场上的热销,越来越多号称“影评家”的作家、媒体记者甚至网络写手加入了出书的行列,比如曾经以《华丽转身》(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0年)风云乍起的洁尘,在2002年和2004年分别出版了电影随笔集《暗地妖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和《黑夜里最黑的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类作品更多是借电影做个幌子、取个题目,来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情绪,与电影无关。

  苏牧的《荣誉》(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为电影读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本,它不是从主题、人物、情节等文艺作品欣赏的常规角度来读解电影,更不是随心所欲地抒发作者自己的电影观感,而是从视听语言、剧作手法等独特角度读解了《鸟人》、《法国中尉的女人》、《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骗术大全》、《美国往事》等五部影片。2004年底,作者又出版了《新世纪新电影:<罗拉快跑>读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世界电影全纪录》(贝塔斯曼出版公司编,南方出版社2001年)、《法国〈电影手册〉十年百部佳片(1993-2002)》(双城、列狐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等以电影资讯为主的图书也成为另一种整理电影的方式。

  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热点纷呈,学理不足

  2001年-2004年的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可谓热点纷呈,诸如海外影视淡出电视播出黄金时间而带来的国产电视剧创作的繁荣、民营资本纷纷介入电视剧创作、广播电视媒体的专业化产业化集团化等等。各种热点的风起云涌,极大地激发了理论研究的热情和兴趣,广播电视艺术研究由此显得空前喧哗。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广电部门行政领导、媒体从业人员,这固然使研究摆脱了书斋气而多了一份来自实践的鲜活体验,但是大量由从业人员撰写的文章,客观上也存在着学理性严重不足的先天缺陷。诸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中国电视》、《媒介》等中国广播电视理论核心刊物,大量刊登的却是媒体从业人员的非学术性文章。不过总体而言,这几年对中国广播电视的文化属性、艺术属性、经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探讨和研究,还是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一、电视艺术、文化宏观论述

  在电视文化宏观论述方面,尹鸿的《冲突与共谋——论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策略》(《文艺研究》2001年第6期)、张颐武的《论“新世纪文化”的电视文化表征》(《文艺研究》2003年第3期)、周星的《入世背景下中国电视剧艺术现实与发展问题思考》(《现代传播》2003年第3期)等对大众这一影视文化的消费主体作出了分析和阐释,对当前影视文化批评把文艺批评和政治批评混淆起来的现状有较深刻的针砭,呼吁理性地反思解读影视文化。曾庆瑞的《论电视剧艺术学的研究方法》(《现代传播》2001年第5期)、李传华的《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概说》(《电视剧》2001年第2期)、欧阳宏生的《中国电视批评的四个阶段》(《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石长顺、成珊和赵伟的《叙事理论与电视》(《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等文提出了学科理论建构问题。李岩的《电视新闻图像符号的文化差异》(《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1期)和《揭开电视图像的“神话”面纱》(《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1期)两篇论文以符号学方法演示和阐述了电视图象文化异同和图象意义生成的过程,杨静的《我国近二十年电视艺术研究评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是对近20年电视美学理论、电视剧研究和专题片研究的综述。

  宋家玲的《影视艺术比较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年)、胡智锋的《影视文化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年)、戴清的《电视剧审美文化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年)、吴辉、张志君的《电视剧社会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2年)等学术著作全面阐述了电视剧的文化模式,探讨电视剧的文化语境与文化特征,从文化社会学与审美思辨相结合的视角,讨论当下电视剧的研究方法建构问题,对中国电视的本土化、民族化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论述。范志忠的《影视剧创作理论与实践》(作家出版社2004年)、陈晓春的《电视剧理论与创作技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姚扣根的《电视剧写作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杨新敏的《电视剧叙事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年)、宋家玲、袁兴旺的《电视剧编剧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年)、卢蓉的《电视剧叙事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年)等著作,将当代叙事学理论应用于电视剧研究,对电视剧剧本的创作规律、运作程序、剧本写作定位等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高鑫、吴秋雅的《20世纪中国电视剧史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以1958年至2000年之间的主要电视剧作品和导演为例,勾勒出电视剧观念更新和理论建设的历史轮廓。苗棣、赵长军的《论通俗文化——美国电视剧类型分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年)则对美国电视剧类型创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以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外,关于电视制作技巧的著作也颇有收获,2003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推出《中美大学生影视专业在读精品教材》系列翻译类著作,主要有《视觉传播:形象载动信息》(保罗·M·莱斯特著,霍利文、史雪云、王海茹译)、《电视现场制作与编辑》(罗纳德·J·康姆盘西著,刑本冽、徐竞涵、孟微译)、《图像  声音  运动——实用媒体美学》(赫伯特·泽特尔著,赵淼淼译)。国内学者论著主要有陈义成的《电视音乐与音响》(中国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年)、练金添的《电视美术与照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年)等。

  数字电视的研究渐成热点,尤其是2004年被广电总局确立为“数字电视发展年”,更引起了数字电视研究的热潮。张海涛的《走中国特色广播电视数字化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0期)、田进的《中国付费广播电视的现状与未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1期)等就数字电视的概念、特性、发展现状,数字电视与模拟电视的各指标比较,数字电视的盈利模式、产业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袁靖华、励怡青的《杭州有线数字电视发展模式的创新意义》(《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5期)对杭州数字电视发展模式的特点和创新意义作了科学总结,颇有启发性。《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9期以数字电视专题形式,刊发了孙玉胜的《中国数字付费电视的启动程序及相关问题》、王云飞、李磊明、田文利的《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迟立国的《调整分工格局、建立蜂窝覆盖网、开展移动服务》、龙小洵、闫军才的《如何做好付费内容产业》、陈励的《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中的几点思考》等文。

  二、电视剧批评

  在电视剧创作批评上,以年度为单位对电视剧创作进行盘点总结,成为2001年-2004年电视剧批评的一个显著特色。仲呈祥的《2000年度中国电视剧的喜与忧》(《文艺报》2001年第4期)、张德祥的《2001年电视剧管见》(《中国电视》2002年第2期)、王宜文的《2002年度国产电视剧叙事文体描述》(《电影艺术》2003年第1期)、王啸文的《在“多样化”中凸时代精神——2003年度电视剧创作一瞥》(《文艺报》2003年第12期)、张凤铸的《精深  精湛  精良——评析中国电视剧的八次轰动效应》(《现代传播》2003年第2、3期)、胡智锋、刘春的《会诊中国电视——关于中国电视现状及问题的对话》(《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等,分别对年度电视剧创作成败得失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和描述。

  在电视剧类型研究方面,高小立的《陆天明:让精神出场》(《文艺报》2001年第2期)、刘晔原的《张扬法律与道德的旗帜——2000年反腐电视剧面面观》(《文艺报》2001年第11期)对反腐题材电视剧的叙事特征和时代意义做了较为深入的描述。吕益都的《家国军旅一身事  缱绻执著两情深——对中国军旅现实题材电视连续剧的疏理和反思》(《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史博公的《论当前军旅题材电视剧创作观念的嬗变》(《当代电影》2003年第4期)深入地分析了2001以来军旅题材电视剧异军突起的原因。倪学礼、张璀的《尴尬的中国青春偶像剧》(《文艺报》2001年第10期)、秦颖的《从类型电视剧角度看偶像剧》(《现代传播》2004年第5期)对中国偶像剧现状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尖锐批评。李立《中国情景喜剧的生存空间》(《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则通过对近年中国情景喜剧创作现象的描述,指出中国情景喜剧存在的先天不足及其发展契机。

  在2001年-2004年中国电视剧创作中,历史剧创作占据了半壁江山。范志忠的《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剧的批评话语》(《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1期)对所谓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等长期以来困扰着历史剧创作和批评的命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王一川的《皇风帝雨吹野史——我看当前中国电视的后历史剧现象》(《电影艺术》2002年第3期)、王昕的《杂体与双构:戏说剧体裁结构的狂欢化》(《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指出当前历史剧的审美本质,业已蜕变一种追求戏说、追求娱乐化的后历史剧。秦志希、曹茸的《电视历史剧: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与消解》(《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论述了历史剧重塑和消解民族集体记忆的叙事策略问题。邵雯艳、倪祥保的《现在于历史中上演——论电视剧历史故事的现在性》(《中国电视》2001年第12期)指出历史剧的实质是一种商业文化语境中对历史文化的现实消费。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和红色经典的改编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杨伟光的《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开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新局面》(《中国电视》2001年第10期)强调重大革命历史剧创作必须坚持先进的文化导向。《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文艺研究》2004年第6期分别组织专题讨论,不少学者对当前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中出现的“桃色化”、“戏说化”等想象表示忧虑。此外如彭加瑾的《典型归来——看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国电视》2002年第4期)、戴清的《燃烧的激情与虚幻的历史——对〈父亲进城〉与〈激情燃烧的岁月〉进行的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文艺报》2002年第10期)、段大明的《激情·煽情·悲情·矫情——〈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几点认识误区》(《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傅书华的《可怕的激情——对〈激情燃烧的岁月〉迟到的批评》(《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期)等力图通过对当前有影响的电视剧文本的解读,来分析总结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经验和教训。

  三、电视纪录片研究

  2001年-2004年电视纪录片的研究力度得到明显增强。吕新雨的《纪录中国 ——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三联书店 2003年),对近十年来中国影视界掀起的新记录运动进行了宏观描述和理论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等学术刊物纷纷开辟“纪录片”研究专栏,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纪实手法、本体价值表达、市场化、电视台制作与民间制作的关系等几方面。何晓兵的《讲一点真实的故事——关于电视文艺纪录片的使命与命运》(《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罗江辉的《关于电视纪录片发展的思考》、周进的《关于“纪实”本质的探索》(《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晨光的《在“记录”的同时“表现”现实》(《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3期)、何苏六的《真实高于月亮》(《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等对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作了深入探讨。陈刚的《人类学纪录片与纪录片发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9期)、《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人类学纪录片与其本体——“人类学”和“纪录片”》(《现代传播》2002年第3期)等一系列论文对人类学纪录片的概念、美学特征及其文化价值作了系统的阐发。在纪录片创作中,栏目化一直是一柄双刃剑,栏目化一方面为纪录片提供了生存空间,但另一方面又极大地限制了纪录片创作者的心态。何苏六的《直面市场:中国纪录片当前境况描述》(《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等通过对近年来纪录片创作的回顾,阐述了栏目化之后纪录片所面临的机遇、困境和转型等问题。

  四、电视栏目研究

  2001-2004年关于电视栏目方面的研究以谈话节目、娱乐节目等为热点。电视谈话节目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内容:第一,关于谈话节目主持人,比如柴静的《从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的现场控制说起》(《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1期)、张文静的《谈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组织驾驭能力》(《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0期)、庞慧敏的《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现场角色转换》(《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7期)等。第二,谈话类节目的个案分析,主要集中在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和《对话》等栏目,比如王田的《谈话类电视节目的品味提升——关于<对话>的发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8期)、陈鸿兵的《谈话节目的内部运行管理——从<对话>栏目说起》(《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2期)、姜纳新的《<对话>对电视谈话节目发展的开拓》(《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武建伟的《从<实话实说>看谈话节目的机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1期)、宣明栋的《从<实话实说>看谈话节目的策划》(《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2期)。第三,对谈话节目的特点、运作以及发展提出的思考,主要文章有张静民、李近的《人和语言的现代神话——当前电视谈话节目成功要素解析》(《现代传播》2001年第1期)、李德普、李天真的《电视谈话节目如何实现新的突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2期)、王婷的《双层反馈——电视谈话节目的特色和优势》(《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顾晓燕的《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从角色传播到真正人际传播的转变》(《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钟剑的《关于谈话节目专业化和本土化运作的思考》、张玉良的《浅谈电视谈话节目氛围的营造》(《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8期)等。

  娱乐节目的研究主要着眼于节目产生的背景、社会意义、文化价值以及运作方式、收视情况,如朱羽君、殷乐的《减压阀:电视娱乐节目——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一》(《现代传播》2001年第1期)等。有两种节目形态比较受关注,一是以中央电视台《开心辞典》为重要个案的益智类节目。主要文章有郑蔚的田立武的《对益智节目的定位与品味的认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5期)、《<开心辞典>:在经营中打造品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1期)等;二是以湖南电视台为重要个案的综艺娱乐节目,主要文章有喻国明的《关于大众娱乐类节目的走向与思考——兼论<欢乐总动员>节目的成功与不足》(《现代传播》2001年第1期)、贾柯的《湖南电视娱乐节目:个性化制造》(《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7期)等。2004年一个颇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是方言在电视屏幕上的走俏。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方言能不能该不该挤上电视的大众传播车道,就成为广播电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2004年浙江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联合召开了“全国电视新闻地域性表达研讨会”。主要论文有邵培仁、李雯的《语言是桥也是墙——对方言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疑虑与拷问》(《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邵培仁、潘详辉的《新闻媒体“方言言说”的社会成本分析》(《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5期),俞虹的《形势对形式的呼唤》和吴郁的《地域新闻表达方式中的主持人元素解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2期)等。

  五、电视体制和产业化研究

  申积军的《对现行制片人制的思考》(《中国电视》2000年第12期)、陈春晖的《市场化,影视产业你别无选择——21世纪中国电影电视发展高级论坛综述》(《中国市场经济报》2001年第5期)、尧风的《迎接中国电视体制的伟大变革》(《现代传播》2001年第1期)、张志君的《各国电视经营管理体制扫描》(《当代电视》2002年第3期)、肖珺的《全球化背景下大陆省级卫星电视台的生存与发展》(《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2期)等都涉及电视体制问题。邵培仁的《媒介产业管理发展的十个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2期)、尧风的《迎接中国电视体制的伟大变革》(《现代传播》2001年第1期)、江其华的《广播电视产业的兴起》(《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6期)、王刚建的《成本预算和成本经营——电视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0期)、黄升民的《先行者的苦恼与思索———试析广播媒介的产业化经营》(《现代传播》2004年第3期)等分别从中国媒体产业发展角度介绍了中国广播电视正在从传统的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逐步向经营型转型的发展态势及其意义所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2期则以广电产业经营专题形式,发表了吴克宇的《中国电视产业政府管制的政策建议》、刘颖悟的《广电产业化之构想》、周鸿铎的《电视产业发展的瓶颈与体制改革》、彭可君的《试探电视产业化跨地区台际合作的可行性》、李磊明的《新时期媒体的联动和互动探微》、赵德全的《产业经营的改革实践及演进过程》等文。闫忠军、曲秀锦的《电视传媒革命》(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指出随着电视传媒集团化稳步推进,产业化经营势在必行,中国电视传媒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时代。罗军、范冬阳的《电视频道品牌营销与整体包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全面论述了产业化时代电视频道的品牌、营销、整体包装以及电视宣传、电视设计的概念、流程、实施、投放和价值评估。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近年来广播媒体处于相对弱势,关于广播媒体的研究文章除了行业从业者的经验谈之外,专业学者少人问津。张连城的《广播的出路在于改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2期)、王本锡的《谈广播节目创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2期)、赵健、郭彦的《对外华语广播发展的几点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3期)、方伟标的《广播品牌培植琐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9期)、温飚的《从“赢得战争”到“赢得人心”——析主要发达国家的国际广播如何实现有效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0期)等文章所探讨的,是广播媒体如何不甘人后而执着于创新发展的希望所在。

  2001-2004年的中国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在学科建构、本土创作、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其中尤以学科建构方面的成果值得关注,因为它是一门学科获得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在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领域的拓展上,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们期待着。   


-----载于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 2005年第1期。